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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美学引路人———朱光潜先生 陈望衡 收到吴泰昌同志寄来的他的新著《有星和无星的夜》，不禁又勾起了我对朱光潜先生的怀念。泰昌这本书有好几篇文章是写朱先生的，而我也正是因为同朱先生的关系才与泰昌结识的。 我最后一次见到朱先生是1985年元月，泰昌邀请我去北京参加全国中篇小说的评奖工作，我早听说朱先生病了，正想去看他老人家。到了北京，听说朱先生已出院了，但又听说朱先生记忆衰退得厉害，许多熟人认不得了。一个晴朗的冬日，我来到北京大学燕南园朱先生的住处。朱先生正在客厅休息。我走进去，握住老人的手，说：“朱老，我来看您了。我是湖南的陈望衡，还记得吗?”朱老含笑地点点头说：“记得，记得。还在编《美育》吗?”看样子，朱老真还记得我。我仔细端详刚出院的朱老，发现他胖了，脸色也还红润。我深为朱老健康高兴。哪里想到只时隔一年零两个月，老人就故世了。据泰昌说，老人是扑在《新科学》的封面上辞世的。 夜阑人静，春雨潇潇。朱光潜先生离开我们整整两年了。然而我总觉得他还活着，此刻我就似乎清晰地看见他坐在我对面，握着那只大烟斗，跟我亲切地聊天…… 我永远记得1978年7月19日这一天，那是我第一次见到朱先生。这天上午，我应先生之约，在北大学生陈清云的陪同下，去西语系一间工作室去拜访他老人家。我很兴奋，也有点胆怯。这是海内外著名的大学者啊，我不知该怎样与先生谈话。然而，当我走进先生的工作室，疑惧全消失了。在我面前是一位多么慈祥、多么可亲的老人。瘦小的身材，满头银丝，佝偻着背，然精神矍铄，开阔的前额下一双眼睛闪耀着温和、睿智的光。我一进门，他就起身与我握手，并拿出牡丹牌香烟来招待我们。他自己是不抽这种烟的。他抽的是大烟斗。备这种香烟，完全是用来招待客人的。这亦可见出先生的诚挚、精心。 坐下后，他拿出一张卡片，叫我留下名字。他看了后，笑道：“望衡，‘望衡对宇’，这名字好!”我也笑了，局促感全消失了。“望衡对宇”这成语我比较生疏。我父亲给我取这名不是出于此典。为了纪念朱先生为我的名字找了个新出处，我用“对宇”作笔名发表过很多短文和译文，此是后话了。那次，我们促膝而谈，范围很广，从湖南名胜传说人物到他老人家的生活经历、日常起居，从马列著作的翻译到当时美学界的热门话题———形象思维。老人那天兴致很好，谈兴很浓。他音量不高，但清晰、柔和、流畅，带有很好听的安徽口音。听他谈话本身就是一种美的享受。我向老人请教了几个美学问题，老人一一给予了指导。最后老人说，搞美学，有三条最重要。第一是要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要真正弄懂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观点、美学观点和文艺观点；第二，要至少懂一门外文；第三，要至少懂得一门艺术，自己能动手创作更好。老人这三点建议，以后还给我讲过多次，信中也提到过多次。特别是第一点。我觉得这是老人从自己一生的经历中得出的最可宝贵的体会。他对马列主义的信仰是真诚的。他在晚年经常读马列原版著作，他曾多次对我说过，现在中文版的马列著作，许多翻译不准，他打算重新翻译一些。他也确曾翻译过一些。比如马克思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和《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他都有新译文发表过。 这次见面后，我跟朱先生联系上了，常有书信来往。我按照先生的教导，开始认真地系统地读起马克思的有关美学的论著来。先生知道后，很高兴。他写信给我，说：“不要贪多，重要的文章要仔细咀嚼，要真正读懂。”先生给我开具的马列著作中，第一部是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他说这部著作很重要，但不易读懂。于是，我花了比较多的工夫去啃这部著作，对照三个译本读。在研读的过程中，我常将自己的心得体会寄给他老人家看，有时一写就是十几页，老人都认真看了，并回信指导。他对我研读《手稿》的体会感到满意，说是“比过去的文章较深入”。这对我是个很大的鼓励。后来，我写《试论马克思实践观点的美学》基本上就是将写给朱先生看的心得体会综合而成的。 在先生指导下研读马克思的著作最使我难忘的是这样一件事：那是1979年，我在啃马克思的另一部重要著作《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按照常规，我又用书信的形式向先生汇报自己的体会。一天，收到先生的一封厚厚的回信，打开一看，有两页信纸，四页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其中一段的译稿。我急不可待地先看信。朱老在信中说，他对我关于《导言》中“艺术掌握世界的方式”的理解很感兴趣，不过，现在发行的中文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对马克思原文的翻译似欠准确，为帮助我正确理解马克思原意，他特将自己有关这段马克思话的翻译抄给我。译文是用400格的稿纸写的，整4页，译1600字(此译文目前还未见公开发表)。文后面，朱老还用圆珠笔写下这样的提要：   “艺术的” “宗教的” 政治经济学———理论科学凭思维着的头脑由片面(抽象)上升到整体(概念)的掌握世界的方式   我捧读先生的译稿，深情地看着先生因年老手颤写得歪歪扭扭然而又一笔不苟的文字，热泪盈满了眼眶。我捧的不只是一件手稿啊，它是先生一颗赤诚的心。朱老逝世之后，出版社要给朱老出全集，我将此译稿复印件寄去了，原件珍藏在我这里，这是先生赠给我的无价之宝。 先生留学英、法、意等国8年，精通英、法、意、德、俄多种语言，积几十年治学之经验，深知搞美学外文很重要。他多次对我说，要学好外语。一次，我去燕南园看他，他特意将一本英文版的《柏拉图选集》送我。这本书还是他留学时购的，纽约1923年版，很是珍贵。朱老满怀希望地对我说：“你要把外文搞上去，不仅能读，还要能写，要能在学术会议上用外文宣读自己的论文。”这个标准对我来说，那是太高了。我惭愧地说：“恐怕我做不到。我目前的外文水平仅只能读《莎士比亚戏剧故事集》。”老人见我畏难，鼓励我说：“那也算有些基础了。不要妄自匪薄，只要舍得下工夫，没有学不会的。可以试图做些翻译。这也是学外文的一种好办法。我学俄语，学了几个月语音、语法后，就捧着一本《联共人比黄花瘦党史》读起来了，第一遍只求大概弄懂，第二遍就要求一句句弄懂，第三遍就着力领会内容了。” 在朱老的指导下，我也壮起胆子一边学英语，一边搞起翻译来了。1981年，中国社科院哲学研究所的朱狄先生让我译一篇奥斯本的美学论文，说是给《美学译文》用。我勇敢地接受了这一任务，与一位青年朋友共同努力，总算把它译出来了。这时，我想到应寄给朱先生看看，向他汇报自己的学习成绩，同时也拜托他老人家校一校，总不要出差错才好。译稿寄走后不久收到朱老的回信和校毕的译稿。他告诉我，他正在病中，此译稿是请他儿子朱陈先生校的。他说朱陈外文、中文均好，可以放心。朱老在信中肯定我们的译稿基本正确，鼓励我们继续努力。此后我又译了些东西，只是再不好去麻烦他老人家了。 朱老对青年虽然很温和，很可亲，但也很严格，在做学问方面，他尤讲究谨严、周密。他只要发现你不够谨严，不够认真，就会狠狠批评你。我就挨过先生的批评。 那是1979年，我认识先生不久，给先生寄了一篇文章，这是我第一次寄文章给先生看。当然，那文章我自认为写得还不错，满心希望能得到先生的几句夸奖。可想不到得到的却是很厉害的批评。问题不出在观点上，先生说：“不在乎观点，各人都可以有自己的意见，不须强同。”他认为我的文章毛病在“研究方法和写作方法上”。先生信中说：   开始写论美学问题的文章，宜选现实生活中某一个有关美学的具体问题深入地思考，自己有了把握之后才动手去写，写时要着眼使读者不但能懂，而且感到心悦诚服，大文把许多大问题都放在一篇一万多字的文章中去解决，这是很难写得好的，不妨重温一下毛主人比黄花瘦席在《反对党八股》引用鲁迅所举的写文章的规则，要想好再写，不要随想随写，弄得层次不清，甚至先后矛盾，例如文艺与政治思想的关系，在大文中前后提法就似不一致……   可以想见我读信时的心情：懊丧，灰心，悔恨，惭愧，又有些不服气。然而当我冷静下来，将自己的文章认真读一遍，而且力求像读别人文章那样读一遍时，我真羞愧得无地自容，我的文章的确写得糟糕，朱老的批评是极中肯的。我认识到了自己做学问不严谨，不细致。于是我给朱老写了一封信，表示完全接受他的批评。很快，我收到朱老的回信。朱老在信中说：“前对大文提了一点直率的意见，得来信知不见罪，很高兴。做任何科研都要有攻关的勇气和耐心，‘事在人为’，祝您坚持下去。”朱老就是这样宽厚地谅解青年在前进道路上的缺点，只要他真正认识到了自己的不足，认识到了自己的毛病，朱老总是立刻表示出最真诚的欢迎，给予最大的鼓励。 我感到很幸福，在我从事美学研究的道路上能获得朱老这样的大学者的指点。据我所知，像我这样受到朱老指导过的青年还很多。朱老告诉我，他每天要花费不少时间给青年写信，接待青年来访。这些青年绝大多数是素不相知且没有别的名人介绍的。朱老一生关怀青年，爱护青年，他在这方面的劳绩、贡献是远远超过那800万字的著作的。 我的日记本中夹着朱老83岁时送给我的一张照片。老人衔着烟斗，在聚精会神地工作着。我非常珍惜这张照片，时时看它。每当看它时，一种崇高的情感就在我心中升起，我就感到神清气爽，一身充溢着无穷的力量…… 写于朱光潜先生忌日两周年，长沙 (最初发表于《名人传记》1989年第5期，收入新著《聆听天籁》山东友谊出版社)

《陈望衡美学六种》总序：我的美学之路 陈望衡 武汉大学出版社为我出一套选集，决定出六种：《当代美学原理》、《中国古典美学史》、《20世纪中国美学本体论问题》、《艺术创作美学》、《审美伦理学引论》、《环境美学》（外一种：《山水美与心理学》） 。虽然这不是我著作的全部，但大体上能反映出我学术研究的面貌了。 我从事美学研究开始于1978年，至今已是29年了。回顾我的美学之路，大体上可以分成这样几个阶段： 第一阶段，自1978年至1985年，基本上属于学习阶段。这期间，我参加过一期由教育部主持的全国高校美学教师培训班（1981），在上海进修三个月。当时国内许多名家都来授课，每天上午下午都讲。除了听课外就是读书，三个月的收获抵得上三年。我的美学基础主要来自于这个班。1981年至1985年，我在湖南人民出版社编辑《美育》，这一工作岗位为我提供了许多结识学术名家的机会。1978年我有幸结识朱光潜先生，朱先生给我的提出的指导主要是两条：一、认真研读马克思恩格斯的五篇著作，计《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资本论》第一部第五章、《费尔巴哈提纲》、《政治经济学方法》、《自然辩证法》。二、学好英语，不仅能读，还要能写，能说，能在国际会议上发表自己的论文。1980年初我的第一篇美学论文《试论马克思实践观点的美学》在朱光潜先生的指导下完成，适逢周扬先生在湖南指导工作，我托人将这篇文章送给他看，周扬先生在湖南期间就看完了，他对湖南文联主人比黄花瘦席康濯说，我这篇文章很有见解，随后将文章带到北京，推荐给李泽厚先生，李先生将文章发表在他主编的《美学》第三期上。1980年6月我出席了在昆明召开的中国第一届美学会议，成为在这个会议成立的中华美学学会的首批会员。会上我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观点就美的规律与美本质问题谈了自己的见解，受到胡经之等前辈学者的赞许，发言收入会议简报，并写进会议综述。 学习美学之初，受影响最大的是李泽厚、朱光潜两位先生的美学思想。李泽厚是实践派美学的主将。后期的朱光潜也接受马克思的实践观点，不过，仍然没有与他原来的美学思想体系相脱离，这样，朱光潜与李泽厚虽然同主马克思的实践观点，但美学思想还是不一样。我长期困惑于他们两人的理论，游移于其中，并试图整合它们，1981年我的《简论自然美》（《求索》1981年第2期）发表，《新华文摘》第七期全文转载，《光明日报》登了论点介绍。李泽厚先生从北京将这张《光明日报》寄给我，并在这条消息下用红铅笔划了重重的一条线。不久，我在上海见到李先生，李先生说他读过此文，发现此文的观点与他的不同，不过，他希望我有自己观点，不一定要跟他一致。当时我很感动。李先生的大度鼓励了我在美学上继续探索，我后来的境界本体论是在实践本体论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之所以有此开拓，与李先生的鼓励不无关系。 1984年我的《艺苑谈美》一书写完，卢善庆先生在《读书》上撰文，说此书可以当作文艺美学来读。这段时期我发表了大量的美学论文，自己感到比较满意的有《崇高——时代的主旋律》和《论丑》。我这个时期形成的美学观点，简单地表述就是：马克思的自然人化说是审美产生的基础。人类的两种生产：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和人类自身的生产是美的根源。自然人化有两类：一是物质性人化，另是精神性的人化。美是人与自然合力的产物，美既有社会性又有自然性。美是人的精神自由的感性显现。 1985年我调入湖南社会科学院，我在这里工作四年，在这段时间，我结集出版了我的美学论文集《美学王国探秘》，完成了《艺术创作之谜》（此次重版，改名为《艺术创作美学》）、《心灵的冲突与和谐——伦理与审美》（此次重版，改名为《审美伦理学引论》）、《狞厉之美——中国青铜艺术》，并分别与李丕显、张涵合作，完成了《黑格尔美学论稿》和《艺术美》两部专著。 这段时间最有代表性的成果应是《心灵的冲突与和谐——伦理与审美》。在人类的精神文化领域中，审美与伦理的关系是最密切的，自古至今，不论是中国哲学，还是西方哲学，有关善与美关系的研究都非常丰富。我试图对这一比较复杂的问题进行梳理，结合中西哲学史和当代现实，分析伦理与审美两者的亲缘性、歧异性和统一性，大胆地论证了高尔基的天才预半夜凉初透言“美学是未来的伦理学”，最后还提出“审美伦理学”这一新的学科建构的可能性。这本书写作中过程中，形成了许多论文，都得到发表，其中《中国伦理与审美谐和论》为《中国社会科学》杂志所接受，发表于1989年第4期。此文的发表给我了很大的鼓舞。回过头来看这本书，虽然有些取自现实生活中的材料有些旧，其中关于审美的一些观点与我现今的观点有一些不同，但我没有做任何修改，我更愿意保留它的原貌。 这段时间是我美学研究的第一个爆发期，我全面出击，从美学原理到美学史，从中国美学到西方美学，从美学的基础理论到美学的应有理论。此外，还应报刊之约，写了大量的文艺评论和美学小品。我很怀念这段岁月，年近中年，精力充沛，根本不知道什么叫疲倦，记得写完《艺术创作之谜》，手痛得已经不能拿筷子了。 1988年浙江大学在海内外招聘教授，我应聘成功，1989年5月调入浙江大学中文系，随后又转入哲学系，在浙大，我成立了跨系科的美学研究中心，还成立了相对比较专业的美学研究所。这段时间，在路甬祥校长的支持下，我与理工科的教师一道从事科学技术美学研究，获得了国家社科基金课题——“科学技术美学基本原理研究”，1992年出版了由我主编的《科技美学原理》一书。这是国内最早的科技美学专著，直到现在，学界仍有人不时提到这部专著。 在浙大期间，我开始了我的美学研究方向的总体调整，着力于中国古典美学研究。这一方向后来成为我的主要研究方向。这一方向的确定，可以追溯到1984年。当时我在湖南编《美育》杂志，有天下午我在李泽厚先生的寓所向他请教，他给我谈了谈了许多治学方法，记得最清楚的是“取法乎上”。当时我热衷艺术美学研究，对黑格尔美学、康德美学也很有兴趣，然以后到底应以何为研究方向，没有好生想过，当时关心的只是下一本书写什么。谈了一会，我告辞去火车站，准备乘车回长沙了。在车站候车室回味李的话，感到自己究竟适合研究什么，仍然是一团雾水，于是又返回李家，李仍然高兴地接待我，他分析了我的知识基础，明确地说，你还是研究中国美学史比较合适。细想想，觉得也是。虽然早在1984年我已初步定下以中国美学史这个研究方向，但直到调入浙大，我才开始实现这一调整。当时的浙大是理工科为主的大学，中国美学史这样很专业的课不太好开，于是，我就开中国道家哲学、周易文化、中国美学专题等课，并开始佛教禅宗的研究。1993年我获包兆龙、包玉刚出国留学奖学金，以高访学者的身份访问新加坡，访新期间，应邀在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做了一个名为《禅宗与中国美学》的讲演。听众主要为中文系的老师，从讲完后的反应来看，我知道成功了。1994年我将我研究中国美学的论文汇编成《龙腾凤翥》一书，在浙江大学出版社出版。这是我研究中国美学的最初成果，也是日后写《中国古典美学史》的准备之作。 我在浙大的时间不是太长，但是我非常感谢浙大，浙大的校领佳节又重阳导对我的美学事业非常支持。是在浙大打下的中国哲学、中国美学基础，才使我实现日后在武大的发展。 1994年我调到武汉大学哲学系，武汉大学的哲学学科实力雄厚，由刘纲纪先生主持的哲学分支学科——美学在全国处领先地位。我来了后，系里要我开中国美学史和西方美学史两门课程，两门课我都很重视，但更看重中国美学史，因为这是我的研究方向。我先是将讲稿印成油印本，作为教材。然后开始正式的写作，1995年冬开始写，每天一般写一节。那时没有电脑，是用手写的，为了不再誊抄，我尽可能地将要写的东西想得清楚一些，字迹尽可能地工整些。剪刀与浆糊是必备的，写坏一个字或几行字，就打补丁，或者干脆换纸重写。这是我一生中写得最愉快的一本书，进入状态后，竟然自我陶醉起来，不只是陶醉于自己的见解，也陶醉于自己的钢笔书法（当然，我不是书法家）。当时读书界喜欢新颖的不一般的书名，书写完后，我也在思谋为它取个引人注目的名字，然而当我将一堆想好的书名征求邓晓芒教授的意见时，邓径直说，就叫“中国美学史”好了。因为当时已有这样的书，于是我就加上“古典”二字，文学有古典文学，美学也有古典美学吗？我请教程千帆先生，程千帆先生说，当然有，他还给我题写了“中国古典美学史”的书名。此书1998年由湖南教育出版社出版，反响不错。不少重要刊物特别是美国的英文刊物《中国哲学》刊登了书评，中央电视台读书时间节目还做了介绍，好些大学选为研究生教材，人民大学还定为向海外招收美学专业博士生的指定参考书籍。这本书当然而缺点不少，自己略为感到欣慰的是我提出了一个中国古典美学的体系，这个体系我在此书的绪论做了一个概括：以“意象”为基本范畴的美学本体论系统；以“味”为主要范畴的审美感受论系统；以“妙”为中心的审美品评论系统；真善美相统一的艺术创作论系统。我是根据这个体系来整理史料的，当然，这个体系也来自于史料。 完成了《中国古典美学史》以后，应湖南教育出版社之约，我开始写《20世纪中国美学本体论问题》。在对整个世纪的美学发展概况扫描以后，我将20世纪的中国美学归纳出五个主 要的本体论来，这就是：情感本体、社会本体、自然本体、生命本体、实践本体。当然，不只是这几个本体论，还有一些，但影响力比这五个相对要弱一些。也就在梳理20世纪中国美学本体论的基础上，我提出自己的美学本体论——境界本体论。 《20世纪中国美学本体论问题》完成后，我算是初步将中国美学从古到今打通了，在这个基础上，我重新思考美学的基本问题，试图用“境界本体论”构建一个美学体系。2003年 我的《中国当代美学原理》出版，这是我研究美学近三十年来的心得，此书概括了我现在持有的美学体系。 我的这个美学体系，有两个理论来源，一是中国古典美学，二是马克思主义的实践美学。我试图整合两者，构建出一个具有现代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同时又具全球性的美学体系来。我吸收现代西方美学中的“潜能”说，加以新的解释：我认为，“自然人化”与“自然创化”是宇宙两大动力源，实践美学认为“自然人化”创造美；自然美学认为“自然创化”创造美，而我认为，它们其实都不创造美，只是创造审美潜能。这潜能体现在主体身上则是审美需要和审美能力，体现在客体身上则是审美形式与审美意蕴。我强调审美活动，美和美感是审美活动的产物，它们是同时产生的，不可分离的，通常是将主体的某种感受称之为美感，而将客体的某种功能称为美。审美活动具有个体性、当下性、精神性、创造性。审美活动的产生，就主体来说，决定于它审美态度，审美态度是审美需要的现实层面；审美活动，就客体来说，也决定于它的审美形式与审美意蕴是否丰富与特别，一般来说，特别且丰富的审美形式与审美意蕴具有强烈的审美诱导性。审美就是在审美主体与审美客体统一中产生。审美主体与审美客体当下邂逅产生的审美状态，实际上是一种审美情境。审美情境可以分成两个层次：最低层次为情象；最高层次为境界。我将这两者都称为审美本体，一为最低的本体，一为最高的本体。境界是情象的升华，它的产生，关键则在于审美超越，超越表现为审美中诸多对立因素的边界消融。境界作为真善美的统一是人类自我意识的最高层次。境界按其内涵的侧重点不同，可以分成道德、艺术、哲学等许多品种，不管哪种境界都具有审美的意味。美学作为精神哲学，其功能主要在于提升人的精神境界，然美学的功能是多方面的，美学对生活、生产的影响与干预，是全方位的。以法治国、以德治国需伴随以美治国，法律、道德、审美各有其不可替代的功能，以法律人，以德正身，以美和情。按照美的规律创造成为人之所以为人的最后根据。培植美好的人格、创造美好的社会和美好的环境是美学最高使命。 进入新世纪之初，我的《中国当代美学原理》和浓缩《中国古典美学史》和《20世纪中国美学本体论问题》的《中国美学史》出版，这意味着我的美学体系的建构基本完成。 进入新世纪后，我主要致力于环境美学研究。之所以选环境美学作为我的新的研究方向，除了时代与社会原因外，与我个人的气质爱好自然有关，另外，也跟国际美学学会前会长阿诺德·伯林特教授有关，1990年我有缘认识伯林特教授，伯林特教授本是现象学美学专家，后来则主要从事环境美学研究，而且很有成就，成为环境美学的主要开拓者。1992年我邀请他访问浙江大学，他送给我的书就是《环境美学》。2001年我出席第五届国际环境美学会议，同年获得教育部博士点基金项目——环境美学基本问题研究，2002年招进第一批环境美学专业方向的博士生，也就在这一年，我组织编辑一套《环境美学译文丛书》。2005年我应哈佛大学敦巴顿橡树园景观与园林部的邀请出席中美学者关于中国园林史学术讨论会并做短期访问，在敦巴顿橡树园访问期间，敦巴顿橡树园景观与园林部主任米歇尔·柯南先生与我商定合作编辑一本《城市与园林》的书，中英文版分别在武汉大学与哈佛敦巴顿橡树园出版，并定2006年在武汉大学召开同一名字的国际学术讨论会。2006年10月，会议如期召开。这个时候，我的环境美学专著也基本写完。我在写作《环境美学》一书时，虽然国际上已有许多同类的书籍可供参考，但是，我并没有见到一本有严密体系的环境美学概论，而在我，是试图提出一个体系来的。构建一个体系，谈何容易！尽管如此，我勉力为之。 在这本书中，我提出“景观”概念，如果说，艺术美的本体在意境，环境美的本体就在景观。它们都是美的一般本体的具体形态。景观的生成有主体与客体两个方面的作用。自然、农村、城市是环境美学研究三大视域，生态性与人文性、自然性与人工性的矛盾与统一是环境美学研究的基本问题。环境是我们的家，故环境美最根本的性质是家园感。在环境美学的视域内，“宜居”进而“乐居”是环境美的首要功能，“乐游”只能是它的第二功能。环境的功能当然不只是“居”与“游”，环境作为人的生存之本、生命之源，关涉到人的一切生活领域，人类改造环境的任何事业都包含有美学的成分，将环境变成景观也就是按照美的规律创造世界。在我们的居住环境的建设中，园林的概念具有重要的美学价值，建设园林式的城市和农村是我们居住环境建设的最高追求。 新的世纪，我提出“全球美学”的概念，我认为虽然人类的审美观念、审美方式具有明显的民族性、地域性，但是，数千年来，人类的审美观念、审美方式也一直在相互沟通、相互影响、相互交流、相互吸收着。在信息时代，人类审美观念与审美方式的融合显然是大大地加快了。全球化不是西方化，而是全人类的优秀文化的融合，作为中国学人，我强烈地感到，现在的全球化实际上不是公平的，中国有着极为优秀的文化传统包括美学传统，像“境界”理论经过现代的阐释，完全可以成为全球美学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中国国力的强盛，随着中国在国际上地位的提高，华夏文化的现代复兴正在到来。 美学是一门具有最大生活性的哲学，朱光潜先生提出艺术生活化，生活艺术化，以出世的精神做入世的事业。我一直不只把美学当作自己专业，也当着自己的人生哲学。我在《当代美学原理》中提出“谋生”“荣生”“乐生”三层次说，将“乐生”看作人生的最高的追求。虽然我的实际生活未必做到了艺术化，也谈不上以出世的精神做入世的事业，“乐生”对于我，也还只是一种人生理想，但是，我心向往之，笃力行之。 陈望衡 2007年3月于武汉大学天籁书屋 我的